在1994年的第一次直轄市長直選裡，代表新黨競選台北市長的趙少康，將一個市長的選舉，策略性的升高到「中華民國保衛戰」的層次，不擇手段的以極度煽動性的語言，擴大統獨、省籍的藍綠心結和矛盾，讓當時的台北街頭變成這種矛盾衝突的語言殺戮戰場。雖然陳水扁在那次選舉中獲勝，但台北市與整個台灣，則賠上了此後二十年來無止盡的藍綠矛盾與政治空轉。整個台灣社會似乎自此分裂為二，完全無法對話。
二十年來，除了厭惡台灣政黨政治品質的公民社會逐漸成長茁壯之外，以國、民兩黨為唯一座標的主流政治與主流媒體，拿藍綠矛盾拖垮了台灣社會，讓它長期停滯、空轉、倒退。在空轉和虛耗中，台灣也日益嚴重地自外於國際社會，而年輕世代則普遍政治冷感，躲進網路世界或其他私密空間，各自追求生活上的小確幸。集體失憶的台灣社會，不但沒有能力和意願深刻清算七十年來的政治歷史，連二十年來這場政治災難的始作俑者趙少康，也從未認真與之計較過，讓他今天仍能在主流媒體上，以一副資深政治評論家的姿態臧否人物，發表「權威意見」。
若從正面的角度看待趙少康當年戮力挑撥省籍情緒和藍綠矛盾，遂行其政治私慾的言行，則我們或可作如是觀：上天將一個國難級的「麻煩製造者」送給台灣社會，讓藍綠災難持續發酵，折騰到趙氏所創造的、如他自己當年政見會上所呼喊的「台灣就要毀滅」的地步，據以考驗、測試我們能否從中自我拯救；或者，我們仍只能這樣渾渾噩噩的繼續陷於族群惡鬥的泥沼，等待別人（例如美國、或中國）來收拾台灣。
趙少康這位超級麻煩製造者當年的激情大表演，能夠成功的撕裂台灣社會，讓藍綠對立與國族認同的虛假議題，有效的發酵至今，當然有著諸般遠近原因。我認為，中年以上世代不同族群各自直接的歷史經驗、及其所形成的情感包袱與視野限制，以及，民進黨/泛綠在處理轉型正義上的現實性格與集體無能，加上短視近利的主流媒體，為競爭利潤而不斷對傷口灑鹽、唯恐天下不亂，是其中幾個主要原因。這些原因，共同讓台灣社會面對藍綠問題的溝通與對話，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當藍綠矛盾與族群衝突如此全面的籠罩台灣社會時，過去二十多年來的台灣紀錄片，卻少有涉及此議題者。這毋寧是個怪現象，因為言論自由在台灣，早已不是問題。也許由於長期以來華人社會「莫談國是」的文化或教誨，讓可以無政治風險的紀錄者，也已失掉了談論政治的議題掌握能力，這是一個主要問題；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細膩動人的私密經驗的紀錄片，但少有人願意將這樣的創作能力，放到藍綠對立或國族問題上來。年輕的紀錄片導演傅榆，在她已完成和拍攝中的作品，持續的探討這些議題，就顯得尤其可貴。
在傅榆之前，她這一代的年輕紀錄片工作者裡，印象中只有郭書鳳導演的《薛西佛斯之福爾摩沙》（2004）討論過類似的議題。成長於深藍家庭的傅榆，在南藝大唸紀錄片研究所的時期，困惑於上一代的藍綠矛盾何以如此之深，又如何作用在自己身上，遂以碩士畢業製作，拍攝了《大家一起照鏡子》（2008），以錄影的方式，試圖讓藍綠兩個家庭（自己的父母、與一位泛綠同學的父母）「對話」，彼此瞭解對方的成長經驗，如何形成了他們的政治立場。這個用心良苦、且執行時有一定困難度的作品，只讓傅榆發現，兩造雖然聽見了對方，但卻並不想真正體會彼此的經驗，使理解與接納大抵並未發生。
上個世代被自身經驗支配的情感包袱與認識侷限，並沒有挫折傅榆關切此議題的熱情。她將鏡頭轉到年輕世代身上，創造了一個對話空間，製作了《藍綠對話實驗室》（2012），讓當時正在唸書的一批政治立場各異的青年，在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裡，多次促膝交流藍綠統獨和國族問題。原本深藍深綠、淺藍淺綠和不藍不綠的年輕人，加上一位香港學生和一位大陸交換生，並邀了國民兩黨組織裡的年輕代表，在這個空間裡進行對話，辯論議題，並聽見別人的觀點。不同於他們上一代無法聆聽與對話的典型反應，影片中的這批年輕人，在陸續進行了一年多的「實驗室」裡，面對藍綠矛盾等議題時，展現了完全不一樣的溝通方式與對話能力。
傅榆的這個「對話實驗室」，是一個巧妙的設計。八九個人在一個狹仄房間裡，身體貼近的對坐交談。這會讓人比較難以藉由一種寬敞的呼吸空間，輕易遁入某種無形的逃避或閃躲狀態裡，而必須直面針鋒相對的問題或立場。在這種空間設計下，可以觀察到今日台灣青年世代，在進行政治對話時，某些共同的面貌或內涵：一、他們有能力也比較有意願傾聽別人的論點，並不急於說服或辯倒對方；二、他們相對的少了很多歷史包袱，甚至有些人能跳脫出原生家庭既有的政治立場，讓自身建立的認識或理念主導，從而可望逐漸建立其思考上的主體性；三、他們普遍有能力在僵持或爭論的場面中自我解嘲/解套，讓對話得以繼續，不必臉紅脖子粗而至無以為繼；四、政治生活已經內化於一些青年習慣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他們可以在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肢體/語言、甚至「遊戲」狀態中，面對嚴肅的政治問題。
這樣的對話實驗成為紀錄片，可以鼓勵更多年輕世代，進行政治意見上的傾聽、對話和論辯，讓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不再只能維持零合對立的狀態，此乃《藍綠對話實驗室》的一大價值。在對話能夠展開之後，論辯政治議題的內容和品質，則是下一個台灣青年必須面對的挑戰。在這部紀錄作品裡，我們看到幾位台灣的青年，坦承他們經過這趟對話，才發現自己對政治和歷史問題的認識，相當淺薄甚至無知。另一方面，相當尷尬地，在這組參與對話的青年裡，最能夠清晰梳理台灣民主化歷史的發展脈絡、深刻分析目前藍綠問題癥結的，結果是那位交換到台灣才有機會見證並感動於台灣民主社會的中國大陸學生！這恐怕也是當今台灣青年不能不正視的另一種「中國壓力」吧――陸生的優秀，或許映照出了台灣青年普遍地既對中國無知、也不太能深刻瞭解自己的某種貧乏狀態。
在《藍綠對話實驗室》之後，傅榆進行中的幾個紀錄片計畫，沿著這個重要的議題展開，持續關注兩岸三地青年在社會改造、國家認同、統獨爭議的問題上，有怎樣的經驗與思考。《我在台灣，我正青春》紀錄著一位來台灣唸大學的陸生蔡博藝，如何受到台灣民主化與社會運動的啟發，從而積極參與台灣的學運與社運。而《藍綠對話實驗室》也將發展續集，追蹤參與此片的學運領袖陳為廷。這些紀錄計畫令人期待，因為它們不僅是值得年輕世代紀錄工作者更多地投入的一個重要題材，也由於這樣的紀錄片，本身就是貢獻台灣民主化之深化與前進的一種重要實踐。
（本文照片取自「藍綠對話實驗室」官方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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