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年前，立法委員蔣乃辛在立法院質詢財經官員時問到：「為什麼過去15年台灣的平均薪資幾乎是零成長，但是GDP卻還是以3%到4%在成長？」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恐怕也是許多台灣人民心理的共同疑惑。可惜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聽到好的答案。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解許多人之惑。
我們可以粗略地將產業劃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創新性很高的、以全球規格看都算是領先的企業，例如台積電的晶圓代工、聯發科的晶片設計、大立光的光學科技、某藥廠甫獲美國FDA通過的重要新藥等。這些產業都在世界競爭的前緣拚戰，他們也必須要靠高薪吸引頂級人才，才能維繫其領先局面。
另一類產業則是創新性不高的、全球各國頗多追兵與模仿者的，例如電腦代工、各地速食早餐、沒有特色的簡單服務業等。這一類產業其勞工比較沒有特殊性與獨特技術性，他們的薪水在市場競爭之下往往會「向後看齊」。以電腦代工為例，這種工作技術要求不多，廠設在台灣或設在中國大陸差別不大。萬一台灣真有調漲薪資的重大壓力，老闆大不了把工廠遷移到中國大陸或其他低成本處。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員工薪水漲不成，台灣薪資與中國大陸差不了多少，是之謂「向後（低薪之中國大陸）看齊」。在經濟學裡，這是某種形式的「生產要素報酬相等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台灣過去十五年為什麼薪資難漲呢？那是因為台灣創新性產業的比重越來越低，講來講去就只有台積電、聯發科等寥寥數家。由於薪資看漲的創新性企業不多，薪資向後看齊的普通企業比重極大，加權平均之下，平均薪資當然就難以上漲。那麼為什麼台灣GDP會成長呢？再以電腦代工為例，只要全球電腦購買量在成長，代工業者接單就成長，其所代表的國內生產價值就成長，GDP當然就會漲。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當某個產業已經將大部分代工廠移往國外時，國內就剩下白領管理階層為主。當接單代工額增加時，受惠的當然也是白領為主。因此，GDP的成長背後既沒有創造國內就業，也蘊含著所得分配的不均化。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在薪資凍漲、年輕人就業不順背後，其實隱藏著台灣創新性產業過少的癥結問題。這個產業結構問題若是不解決，政府官員拚命「鼓勵」老闆為員工加薪，或是拚命以法制或行政手段調高最低工資，或是限制派遣人力雇用，都是效果有限的。鼓勵漲薪幅度小，業主還可能勉強配合配合；若是漲幅太大，那麼資方絕對會慎重考慮「把工廠遷往中南半島或中國大陸」。一旦逼出這樣的結果，那就雙輸了。
台灣社會年輕人的普遍不滿，追根究底，絕對與下層建築經濟體質的不健康有關。這個問題的解方不能只靠政治，關鍵在於經濟轉型，要將台灣目前大多數的跟隨型企業，逐漸轉變為創新型。這件事說比做容易，因為「轉變」這個動詞的主體在企業本身。他們若是想要轉型早就轉了；他們若是不想轉型一定是有些什麼制度性的阻礙。
但是無論如何，轉型政策是與「自由化、國際化」不同的政策。台灣單單推國際化、自由化是不夠的，解決不了台灣經濟問題，回答不了蔣委員的問題，更無助於化解台灣的社會不公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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