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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錯了】美國基督教研究院院長重新對主恢復的評估
您手中的期刊代表一項為時六年，針對中國基督徒倪柝聲所發起的運動，所作之研究的成果。雖然倪氏為著他的救主死於共產黨的勞改監獄，但他的職事並未因此而消歿，在其跟隨者李常受的帶領下，倪氏的職事和信息傳遍中國，擴展至新加坡和台灣等環太平洋國家，至終及於西方。一九六二年，李氏移居南加州，建立了地方教會，及其出版機構水流職事站(LSM)。
身為基督教研究院院長，我得悉大量關於邪教、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學的資料，一向以為敝組織既致力於一流的頭手研究工作，存檔的資料應當準確無誤。已過二十餘年，此假設一再得到驗證。但並非總是如此，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曾與巴沙迪諾夫婦(Bob and Gretchen Passantino)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對地方教會進行評估，其結果竟成為日後錯誤信息的主要來源。
事實真相到了二OO三年纔逐漸浮現。那時，我邀請巴沙迪諾格雷琴和米枷艾略特(Elliot Miller，《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總編輯)，一同會見水流職事站的代表。在那次會晤中，我聽見他們慷慨的陳詞，逐項肯定地方教會被指控否認的真理。地方教會的代表一個接一個，用自己的話見證他們的信仰：他們相信只有一位神，卻啟示於三個永遠有別的身位；相信人永遠無法在本質上達到神格；相信「他們只不過是教會」，而并非「只有他們是教會」。
於是，我展開了一項研究計畫，其成果見於本期《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特刊的加長版封面故事。我們不僅在美國進行研究，收集第一手資料，甚至遠赴中國大陸、台灣、南韓和英國。研究內容包括審慎地評估數以百計的書籍、文章、教會文件、影音記錄，甚至法庭文件。我們第一手研究的結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錯了！」
格雷琴在上海十分誠摯地向一個信徒說：「我錯了！」這位信徒從他女兒出生起就入獄，直到女兒十七歲時纔得以與之團圓。艾略特向福清的一位弟兄說：「我錯了！」這位弟兄坐監共二十四年。他們說這話時並非只是一時情感衝動。不！他們是經過多年親身嚴謹的研究，纔說出這話。
論到一些非基要的道理，如末世論(由拙作《末世密碼》可見一斑)，我們與地方教會仍有顯著不同；但論到基要的基督徒教義，即殉道者為之拋灑鮮血者，我們則是並肩而立的。
…憑著神的恩典，…如今，關於我們對倪柝聲、李常受和地方教會的立論，我們也要說同樣的話〔我們錯了！〕
這樣作的代價是大的。我們的人格受到質疑，動機受到挑戰，聲譽受到攻擊，對我們的支持也因此減少。以下的說法我已經聽過不知道多少遍了：既然有七十位基督教領袖共同簽署一封公開信(見封面故事)，要求地方教會承認他們錯誤的教訓和實行；這些領袖怎麼可能錯呢？無疑的，基督教研究院的品格受到了質疑！
在風波期間，我提醒同工們，我們的事工並非為嘩眾取寵；我們不在乎講台的大小，或是否符合政治立場。到頭來，我們之所以作我們所作的，是因為真理至上！
無論代價有多少，都無法與中國和全球其他地方受到逼迫的教會相比。這事實我無法忘懷，是因一個永遠銘刻在我心上的場景：一位中國婦女，臉上掛著可掬的笑容，纔剛講完了她因著在未經許可的聚會中，讀了未經許可的材料而下監的經歷。沒有絲毫的自憐，只有跟隨基督之人綻放的榮光；她經歷的是純正新約基督信仰的實際。講完之後，她謝謝我不惜代價為真理站住。我從未覺得如此不配。無論我面對的是甚麼，與她和眾多像她一樣的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
或許沒有甚麼話比「我錯了！」更難啟齒；然而，對一個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願意道出此語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基本的要求。
漢尼葛夫漢克(Hank Hanegraaff)